轉載：教師工會的時代意義[羅德水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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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羅德水
總統馬英九15日在「100年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」上，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受難者及家屬代表，並返還政治受難者黃溫恭先生生生前寫給家人的5封家書，馬總統再次代表政府表達誠摯歉意，希望國人共同記住歷史教訓，莫讓憾事再度發生。

從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始，每年的解嚴紀念日，歷朝政府總有紀念儀式與公開講話，象徵政府對戒嚴時期剝奪民權的反省，事實上，馬政府執政以來，也確實在法制面做出一連串的鬆綁，包括主動通過《兩公約暨其施行法》、修正《工會法》，並於今年5月1日與《團體協約法法》、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一同施行。然而，社會的進步顯然無法僅憑藉法制面的鬆綁，在教師工會的籌組過程中感觸尤深，教師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？如何反省教師自身的定位？如何在工會成立後賦予教師新的時代使命？在紀念解嚴24週年的此刻，尤其值得教師深思。

教師工會組織過程，來自教育界最常見的質疑是，為何好好的老師不當，卻要去當一個工人？這樣的質問，清楚映照出教育體系保守、秩序、穩定、統一的氛圍，在此一思維脈絡下，官方甚至是教師本身加諸於教師工會的負面批評也就再正常不過了，說到底，整體社會理想的教師圖像說就是「乖乖教書」，問題在於，這難道真是台灣教師的全貌？

長期的教育戒嚴不僅讓教師的思考漸趨一元化，顯然也扭斷了教師與前輩教師光榮歷史的連結，回顧歷史，台灣的教師其實不曾在政治與社會的改革中缺席，從戰前挺身糾合社會力與殖民當局對抗，乃至於戒嚴時期因為信仰社會主義、主張民主人權，遭當權者判刑入獄，甚至因此犧牲生命者，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，從簡吉、呂赫若、鍾浩東到柯旗化，其實都是中小學教師出身，工具化從來不該是教師的宿命，關心社會公義、勇於挑戰威權恰恰才是台灣教師的光榮傳統。

質言之，教師工會不僅應該關心教育事務，尤應步出教室、關心公共議題，以善盡教師的社會責任，進一步言，教師不僅必須參與公共事務，更應一如歐美日各國的教師工會，成為引領進步價值的重要力量，以日本教職員組合為例，自成立以來即力主嚴肅面對歷史教訓，致力反對軍國主義，更主張聯合工農，堅定左派的理念與路線，以實現社會公義，足為台灣教師工會借鏡。

教師工會就是教師自覺與民主參與的歷程，就是教師關心社會公義，引領進步價值的具體實踐，這才是教師的使命，這才是教師工會的時代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