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台北市教師會與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聯合新聞稿】
發稿日期100/09/28
台北市教師會「台北市教師憂鬱傾向調查」新聞稿
教師節前夕,為深入瞭解老師們的壓力與憂鬱傾向,台北市教師會、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委託台灣教育研究中心,引用董氏基金會「臺灣人憂鬱量表」進行「2011台北市教師憂鬱傾向」調查,以電話訪談方式調查教師們的憂鬱指數,結果顯示:憂鬱傾向建議已應找專業機構或醫療單位協助、甚至診療的教師達36%,壓力負荷已到臨界點的教師更達48%,這其中以22-30歲(90人25.6%)及超過50歲(35人10%)群組的情形較嚴重,與其他年齡組間達顯著差異。
另首次針對教師經濟壓力進行的調查顯示:經濟上的壓力「時常」、「常常或總是」會引起教師困擾者達52%,其中又以「已婚有小孩者」的情形占63%較嚴重,與「未婚」及「已婚無小孩者」間有顯著差異。這與一般社會認知教師的待遇不差間顯有落差,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分析:經追訪結果顯示與台北物價過高有關,即一般教師之待遇於中南部或為中上收入,惟於台北市同樣之收入水準則偏低,如尚需撫養父母或子女者則收入明顯不足,建議主管機關當有高物價地區額外加給之設計(跨國企業皆如此),否則未來當自然形成人力資源流動,高階人才於北 市將不願從事教職或逐漸外移至中南部任教(目前已如此)。
而調查結果亦顯示:多數教師近年之壓力源,「時常」、「常常或總是」由「家長的態度」(63%)和「教育政策」(60%)引起,其次才是「學生違規行為」(46%)。至於「學校行政人員的態度」明顯比以往較不會引起教師的負向情緒反應。台北市教師會認為此與台北市校園民主逐漸落實,學校行政人員較落實服務而非官僚精神有關,但近年來教育政策民粹化,一被批評就將責任推給教師的習氣仍在,同時帶給教師及家長更大壓力挫折,也影響親師互動,才是造成教師憂鬱傾向嚴重的主因 。
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:教師超時工作情形十分嚴重,平均每日在家處理教學事務或準備工作的時間77%超過二小時,且從無加班費,龐大的工作負擔勢必影響其身心健康及家庭生活!一般大眾卻仍常被官方或利益團體誤導,以為教師平日皆很輕鬆,偶爾做點事就有加班費等等,更令教師們氣結。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呼籲:教育工作與一般事業不同,極需注意品質,即便有加班費,也無法以金錢交換教師之時間來量產成果。故國家就算不顧教師身心之健康,也應注意學子受教品 質,不要再誤導社會大眾認同教師超時工作。
此外教師的自我期許高,在前述許多壓力下,近年「經常」考慮轉業的人(9%)雖不多,但「偶爾」曾考慮過轉業的亦高達61%,此雖未必高於一般行業,但相較以往傳統相關調查,教師往往視教職為終身志業,「從不考慮轉業」不同,足見在近年社會變遷下,教職已有漸流於「普通行業化」的傾向,在社會不斷期待教師不應僅將教職視為就業時「工作選擇」之一的同時,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認為:政府或許也應思考如何提高如今教育環境下教師工作的價值,以免影響優秀年輕人才投入教育工作的意願與熱誠。
最後,當「時常」或「常常或總是」面對負向情緒反應時,47%教師會選擇「與朋友同事傾吐」,40%教師卻僅會「自我壓抑」,「尋求諮商」的比例只有2%。這除顯示出同儕團體對教師排解壓力極其重要的同時,卻也再次證明:教師因制度及管道問題會尋求專業諮商的比例極低,甚至多以自我壓抑來漠視壓力反應,長此以往不但影響自身健康,亦對教育品質有負面影響!於此,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表示:治本之道,政府應儘速委託教師信任(而非行政控制)的輔導機制,並效法先進國家制度,鼓勵教師定期做心理諮商,而非對求助教師投以異樣眼光,否則若教師真罹患憂鬱症時,政府及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將更高。而長年協助相關求助會員的台北市教師會也表示:只要政府願提供少數經費從事相關對教師的輔導工作,教育品質的提升效能,將絕對遠超過各項花大錢卻僅滿足行政控制需求的評鑑政策,期待公部門應將經費花在教師的關鍵需求上,而非為滿足部份利益團體的要求,反使重要問題延宕而致加劇!
總體來說,本次調查仍顯示:肩負教育重任的教師,卻是罹患憂鬱症的高危險群,有關單位若繼續漠視現今不良教育環境對教師構成的壓力,遲早對教育與國家未來發展形成更重大危機。因此,學校與政府單位應正視此一警訊,適時的為教師排解壓力。